1990年(民國79年)秋天，我所服務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後來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張玉法教授，鼓勵我們一群同事著手戰後(1945年以後)台灣歷史的研究。當時同事們大多感到為難，因為：我們所熟悉的歷史資料，多半是1949年以前中國大陸歷史方面的資料，雖然少數同仁也接觸過台灣歷史方面的資料，但除了最近大量刊行的「二二八資料」以外，同仁們所熟悉的台灣歷史資料大多是1945年以前的。事隔五年，我於1995年3月21日應邀在台原文化基金會報告「戰後台灣經濟檔案的了解與利用」時，卻深刻體認到戰後台灣的歷史資料，已足以發起全民寫史運動[1]。
這一轉變，肇因於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講授中華民國史的William C.Kirby教授的一個構想。1992年春Kirby教授造訪南港，邀我參加一個以中國大陸及台灣所藏中華民國經濟檔案為對象的調查計劃；我認為這個計劃很有意義；調查所得，不僅有助於學界充分了解是項檔案庋藏情形，且能激發中外學者開發更多的研究課題，於是毫不猶豫就答應了。是年秋天，他以James L.Watson 教授領導下的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及陳三井教授領導下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名義，向蔣經國基金會的美洲支部提出申
[1]事見《工商時報》，台北，民國84年3月20日，第7版。
請，預定自1993年6月起至1995年5月止，以兩年時間完成此項工作。蔣經國基金會審核之後，同意贊助，工作於焉開始。
整個計劃分三部分進行； 首先Kirby教授和我分別調查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有關收藏，並寫出報告；繼而由聖路易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t. Louis）的石錦教授負責，將我們所搜集的檔案樣本，進行英文解讀；最後Kirby教授安排將以上檔案調查報告以及解讀，由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出版英文專書，台灣地區的調查報告，則另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資助出版中文本，即為此書。
所謂檔案，與圖書、文物有別。圖書是歷史活動完成之後編寫的，檔案則是歷史活動進行過程中所留存的文件，如某人的傳記是圖書，某人的身分證是檔案。檔案除了具有這種原始性而非編寫性的特質之外，還具有另一特質，那就是記錄性。正因為這項記錄性的特質，使其和文物有別。如台北僅存的幾個古城門，或是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玉器，謂之文物，而非檔案。但檔案、圖書、文物的意義有時會重疊，如甲骨文可兼為檔案與文物，漢簡可兼為檔案與圖書。檔案既有強烈的記錄性質，故以文字記錄為主，隨著現代記錄技術的演進，攝影、錄影、錄音等等，亦可視之為檔案。[2]本書所介紹的檔案以文字檔案居多，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經濟檔案藏有很多地圖的情況，則較為罕見。
這項計劃在台灣的調查結果，可分為：（一）政府行政部門檔案，（二）
[2]參考: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編,《檔案專業主要專業課程教學大綱》(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3月第一版),頁9。
民意機構檔案，（三）其他檔案等三部分。針對各部分中的各檔案，本計劃均央請專人撰寫調查報告。在此等調查報告之外，本書另闢「檔案的應用」 部分，其中葉倫會的＜公文體例的演變＞一文，探索了檔案應用所涉及的公文體例問題；陳金滿所撰＜研究戰後初期台灣肥料事業所用檔案＞則以實例說明如何利用散布在不同地點的檔案，由中華民國某個時點的經濟問題切入，探討其政治、社會、文化意涵。為了方便查閱，本書編有索引，並詳列各篇檔案調查報告的各層級目錄，以供讀者在閱讀與自己興趣相關的檔案調查報告之後，自行思索可以開展的研究題目。書末附錄了各檔案存藏機構的地址與電話，讀者可直接與之連繫。前面三部分的調查報告內容說明如下。
本書第一部分為政府行政部門檔案之調查報告。台灣所藏中華民國的政府機構檔案，以國史館所藏最多。1947年1月，國史館在南京正式成立，隨即開始積極徵集史料。早期徵集的史料目前多已移存中國大陸南京市的第二歷史檔案館。政府遷台初期，國史館未及復館，業務暫由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代行。1956年5月立法院修正通過＜國史館組織條例＞，規定「國史館隸屬於總統府，掌理纂修國史事宜。」行政院並曾函請「各機關大陸運台舊檔案及在台已失時效之案卷文牘，移送國史館珍藏」。同時政府積極籌備復館工作。1958年一月，國史館在台正式復館。此後該館所藏，除訓政時期國民政府原檔之外，戰後及遷台以來行政院所屬單位如秘書處、主計處、衛生署、新聞局、人事行政局、經濟建設委員會、僑務委員會、國家科學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等，均已有檔案送交國史館典藏，其中不乏經濟史方面史料。財政部於1973年後曾送總計達37,970卷的檔案交國史館典藏，為目前國史館典藏檔案中，數量最龐大的一批。此外，國史館所藏資委會、農復會、糧食部等檔案亦直接與經濟事務有關。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庋藏的經濟檔案亦極重要。這批檔案是在1960
年代中，由近史所所長郭廷以與當時的經濟部長李國鼎商洽，獲得同意，終將該部所藏自1902年（光緒二十九年） 以來大陸時期各經濟部門之檔案及在台時期之經濟檔案移送近史所保管整理。1980年代經濟部又陸續移送多批檔案，使得近史所的收藏更為豐富。這批檔案中，除少數機關如經濟安定委員會、美援會、日本賠償及歸還物資接收委員會、物資局、物價督導會報處等，非隸屬於經濟部，亦興辦經濟事宜之外，其餘大部分均為經濟部本部資料。就檔案的時間而言，除善後事業委員會、日本賠償及歸還物資接收委員會，及物資局係於1946年在大陸成立之外，其他機構多為在台設置。另外，該檔案中之鹽務專檔，則有日據台灣時期之檔案。
國史館及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藏之檔案較為一般歷史學者所知，不過就國史館出版的《國史館概況》（民國82年版）而言，其中有關經濟檔案之描述不足千字，且多為已出版資料之介紹。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雖亦出版過多冊檔案目錄，但內容未及最近整理之檔案，於各檔案形成背景之說明亦稍嫌簡略。基於此，本計劃特別商請國史館的卓遵宏、周琇環，與近史所的莊樹華，對兩個機構收藏的經濟檔案，再做更詳細的介紹。
台灣省文獻會收藏之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簡稱生管會）檔案，是重建戰後初期台灣經濟史的重要史料。1949年初，大陸局勢惡化，中央政府逐漸將重心移往台灣。佔全體產業70％強的公營事業攸關台灣經濟榮枯，故而加強公營事業的經營，成為政府施政的一項重點。當時中央政府遷台在即，主力在大陸的資源委員會無法在台灣充分發揮其功能；此外，據聞資委會的負責要員立場不穩，導致政府有意閒置其運作。原本在台灣以省府及資委會共同經營的體制，運作起來其實相當繁雜。即以糖業經營為例，涉及的單位包括資委會在內，就有五個之多，此亦加速政府成立一個事權統一的管理機構。1949年 6月生管會在這些背景下誕生。生管會雖為管理台灣區各公營事業之機構，但因採委員制，委員包括各事業主管人員，及財政、金融、建設等單位首長，已具備綜管全台經濟的功能。正如副主委尹仲容所言：「生管會雖沒有執行權力，但它把每個實際問題以會議方式討論，並負責建議，
它的意見很少不為當局所採納。」因此，生管會的權限，在公營生產事業之外，尚包括民營企業的輔導及金融貿易的決策。該會發展到最高峰時，幾乎取代了中央經濟部（及以前的資源委員會）、省政府建設及財政二廳，與台灣銀行的職權。故該會自1949年6月成立迄1953年併入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止，一直是政府遷台初期的經濟指揮中心。
1953年生管會被裁併到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後，其檔案全數移交台灣省政府祕書處，由負責保管省府各單位檔案的檔案股收藏。1994年3月8日再由檔案股移交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基本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為台灣省史料典藏機構，收存不少省府各單位的資料；但文獻會實際收藏之省府有關單位檔案，多屬殘缺不全。此次所接收之生管會檔案，是其接收政府檔案中首次完整者，深具意義。陳兆偉有關此檔案之介紹不僅簡述生管會成立始末，更詳細分析了檔案內容。
台灣省議會所藏行政院外匯貿易委員會檔案亦極珍貴。戰後初期，台灣經濟方面的機關非常龐雜。1949年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成立，改正了此一缺陷。不過，生管會只是整體經濟統籌機構。就外貿事務而言，固然由生管會轄屬的各小組負責，但另有很多機關亦涉及該項業務。一個外貿政策在生管會決定之前，形成的時間頗長，造成諸多不便。這種情況到1956年外匯貿易委員會成立時才獲改善。從1956到1968年，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乃是台灣有關貿易及外匯的最高決策單位。例如，台灣的外貿政策自1949年起採複式匯率，這種情況一直到1958年公佈＜改進外匯貿易方案＞，才改採單一匯率制度；這一劃時代的改革，是在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手中完成的。是故，外貿審議委員會自成立到撤裁這段時間，其決策事項在台灣經濟發展方面曾發揮極大的作用。該委員會採委員制，決策事項均有賴委員會開會決定，因此委員會決議案是其最基本的史料。本書亦請陳兆偉詳加介紹此項決議案的內容。
台灣省議會所藏台灣省政府委員會議事日程，乃是1959年起台灣省政府決策過程之實際記錄。省、直轄市、省屬縣市、縣轄市等合稱地方政府。一
般認為台灣的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執行機關，不具任何實權。事實上台灣的地方政府有其明確的職權。依照憲法規定，中華民國對於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係採均權制：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者劃歸地方。例如軍事、外交宜統一不宜分歧，宜屬中央；教育、衛生，隨地方情形而異，宜屬地方。在1994年之前並無省縣自治通則的公佈，依據省政府組織法第 4條規定：省政府委員，由行政院會議議決提請總統任命，組織省政府委員會，行使職權，省政府的權力重心乃在省政府委員會。省政府雖有省主席之設，但主席的職權，不過是召集省政府委員會，於會議時擔任主席，執行省政府委員會之決議案，監督所屬行政機關執行職務，處理省政府日常及緊急事務而已。故陳兆偉所介紹的台灣省政府委員會議事日程，就是1959年起台灣省政府決策過程的最核心史料。
本書第一部分最後由葉倫會執筆介紹關稅總局關務圖書資料庫蒐藏的資料。其中以海關歷年的出版品為主，1861年迄1949年的總稅務司通令尤為重要，李度(Lester K.Little)總稅務司私人函件，海關在台退休人員出版回憶，中華民國台灣地區貿易、財稅、緝私及海關人事制度等相關檔案，亦可茲參考。
相對於戰後台灣的政府機構，戰後台灣民意機構的相關史料更方便利用，因為民意機構職在監督行政，比行政部門樂於提供史料。本書第二部分三篇文章，是由陳兆偉介紹各級民意機構所藏經濟檔案。
在中華民國政府組織之中，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乃所謂中央民意機關，相當於西方國家的國會；其中立法院負責審議決定法律、預算和條約，並具質詢行政系統的權限，故中央民意機關之中與行政部門關係最密切者非立法院莫屬。戰後台灣，在1980年代以前，仍是以行政系統為政治體制的中心，立法院仍不過是行政系統的橡皮圖章，主要任務在將政策合法化，沒有
發揮參與決策甚至制定政策的功能。但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需到立法院做施政報告及備詢、重要法案(如耕者有其田條例，都市平均地權等)的審議，都要經過立法院。1991年台灣正式解除戒嚴令，立法院全面改選，選出第二屆立法委員，台灣整個政治生態大幅改觀，立法院擺脫了以往的包袱，儼然成為台灣政治權力運作圈的要角。因此，重要經濟問題，無論在1991年之前或之後，立法院大多會涉及，立法院的會議記錄也因此極具經濟史的史料價值。
如同立法院之於中央政府，省議會係相對於省政府、縣市議會係相對於縣市政府的民意機構。立法院、省縣市議會的會議記錄已以《公報》的形式編輯成冊，但各級民意機構也典藏諸多行政部門提供參考的原始資料，也值得我們重視。
本書第三部分介紹其他檔案。首先高純淑報導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典藏的相關檔案。中國國民黨雖非政府機構，但它長期以來是中華民國的執政黨；很多方面，黨的活動歷程，就是中華民國歷史的演進過程。因此，黨史史料無異為民國史史料之骨幹。黨史會身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一個職司史料收藏與運用的單位，自然重要。
黨史會於1930年在南京成立，抗戰期間（1937─1945）遷往重慶，勝利後遷返南京。1949年全部史料轉運來台，庋藏於南投縣草屯鎮荔園。1979年，由草屯荔園遷移至陽明山陽明書屋。黨史會歷經六十多年來廣事蒐求徵購，如今收藏的檔案總數在三百萬件以上。黨史會成立之初，所蒐羅史料多偏重於革命黨之組織與活動，經濟方面史料以1937年至1949年間者較多。其中，1924至1936年間者，大部分為剪報貼存簿，係將當時各大小報紙有關財經消息剪輯再加分類而成，雖然史料價值較低，但是中國歷經戰亂，許多報紙已經散佚，剪報可以提供蛛絲馬跡，仍然重要。1924至1927年間，黨本身
則留有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商民等五部的原始檔案，通稱「五部檔」，也含與經濟史有關的資料。抗戰期間檔案共計590件，有中央及地方各有關單位的組織概況與工作報告。所涉及問題包括：經濟管制、經濟建設、糧食問題、工業合作等。黨史會另藏諸多1949年以前出版與經濟有關之公報：如《工商公報》、《水利通訊》、《北京商標公報》等數十種中央政府出版品，《山西省建設公報》等數十種地方政府出版品，以及《經濟週訊》等期刊，均彌足珍貴。
葉振輝介紹的「李國鼎私人檔案」甚具特色。我們在這整個計劃即將結束時，無意中自葉先生處得知，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保存了李國鼎先生個人收藏自1949年起至1981年止的資料, 而該批資料可供學界研閱，令我們喜出望外。李國鼎先生於1949年參加美援小組, 其後出任美援會祕書長、經濟部長、財政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等要職, 是台灣近半個世紀經濟發展的重要決策者。這批私人檔案裡面，甚至包括當年李先生在英國劍橋大學唸研究所的經濟學筆記簿，有很多財經界重要人士參加的仁社的通訊，也有當年為了美援而由中華民國印交美國政府的資料。這些資料對了解戰後台灣的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必然有極大助益。
相對於政府機構，企業也是推動戰後台灣經濟的重要部門。此番調查，政府檔案中的企業資料，固然多所斬獲，但企業本身的檔案則較難掌握，故輔以介紹戰後台灣公營事業自編歷史及各銀行的出版品，以為研究戰後台灣的企業史鋪路。兩者分別由陳兆偉和邱景墩執筆。
公營事業是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台灣地區公營事業資本形成毛額占國內資本形成毛額比值，在1952年是42.6％, 1960年是33.9％, 儘管爾後逐年降低, 然而在1980年代晚期仍高於20％, 約占同期民營事業資本形成毛額1/3。甚至1989年台灣公營事業（不含金融業）資產總值仍占全體公民營資產總值的22.09％。以就業人數來看, 1987年在台灣20家大企業中, 以中國石油、台灣電力公司、公賣局，及電信總局為主體的公營事業，占了全體的69％。每一家公營事業就業人數幾乎都在 一萬人以上，如電信總局就達
三萬多人，反觀民間員工 一萬人以上者並不多見。
戰後台灣各銀行受到財政部及中央銀行的鼓勵與督促，分別成立徵信單位。 如此一來，銀行便主動積極地與國內各企業建立起密切的資訊網絡。同時各銀行皆有調查研究室，對國內外經濟動態進行調查、分析、研判。 因 此銀行以領導整個經濟體制的地位，對國內財經、貿易、金融等事務均有敏銳的觸覺。 而這些資訊、資料， 除了事關隱私機密之外，或多或少皆會在其發行的刊物中呈現出來。 如第一商業銀行徵信室所編印之《調查資料》， 省屬合作金庫調查研究室所編印之《產業經濟》，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調查研究室所編印之《產業動態報導》等等，均為有關國內經濟動向、產業動態之調查資料。 由各銀行的週年誌 如《台灣銀行四十年誌》、《彰化商業銀行六十年史》、《第一銀行七十年》、 《第一銀行八十年》、《華南銀行改制四十年》、《中國農民銀行六十年》、《交通銀行七十五年》、《交通銀行八十年》、《台北市銀行二十年》、《台中企銀三十年史》等，可知各銀行略史。各銀行的期刊如《企銀季刊》，透露中小企業的一般問題，《基層金融》、《合作信用》等地方性金融機構之刊物，則可用以了解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以及漁會信用部等與地方社會的關係。
企業家的社團組織也是了解企業史的重要部分。近年來有關「商會」的研究在大陸蔚為風氣。大陸學者之所以能大量撰著「商會」的史作，主要係因「商會」檔案相繼的發掘與整理。從趙祐志所撰關於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收藏的「戰後初期商工團體調查檔案」，可以看出民國四十年代各商工社團之實際運作情況、各商工團體的塑成過程，以及國民黨政府如何利用各商工社團統攝大陸與台灣的經濟菁英，使之成為發達台灣經濟的力量。1958年「中華民國民眾團體活動中心」為編印《全國各級民眾團體一覽表資料》，發文各民眾團體，令各團體填報〈概況調查表〉，並整理歷屆理監事及重要職員簡歷名冊、會員名冊、組織章程、工作計畫、決預算書、概況簡介、辦事細則、理監事會議記錄、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及提案、會訊等資料，於六月中旬寄達「中華民國民眾團體活動中心」彙存列管。國立政
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成立後，其中有關「商工團體」部分乃移交政大。此部分共約151大冊，包括230個商工團體，1,440餘件資料。其中所含蓋的商工社團，粗略可畫分為「全國性」、「省區級」、「台北市級」三大部分，另有小部分台北市以外縣市及海外華僑商會特刊之資料。此項資料所含蓋的時間，因其係1958年調查之所得，故大部分為1958年六月以前之資料，但「省區級」商工團體多附有1953年之〈團體調查表〉，另有部分商工團體加錄民國1968年之資料。趙文列有此等資料的詳細內容。
就歷史研究而言，對於台灣水利事業相關史料的掌握，不但可以理解台灣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也可以對近代台灣「國家」(state)與「社會」(society)關係的發展有更進一步的體察。郭雲萍所介紹的戰後台灣農田水利資料，包括了台灣省政府水利局的完整收藏，以及各水利會的出版品。
由於同鄉會係屬社會團體, 並不似職業團體或若干經濟業務團體具有明顯的經濟職能, 但同鄉會發起人、理監事人員, 從事工商企業的比例相當高, 同鄉會的會務概況或組織章程也顯示出：若干同鄉會為增進同鄉福祉所從事的經濟活動。因此, 某些同鄉會可說仍兼具傳統會館的經濟活動成份。鍾艷攸利用政府機關檔案與圖書館所藏同鄉會出版刊物，報導戰後台灣地區所設同鄉會經濟方面活動的原手資料。
本書第三部分也介紹戰後台灣職業教育方面的相關檔案，由蔡明達執筆。戰後台灣高中和高職學生人數的比例，先是六比四，1962年之後轉變為三比七。透過技職教育培育的基礎技術人員，一直是戰後台灣政府與企業提昇經濟力量的重要張本。台灣省政府教育廳資料室收藏有五百多種與職業教育相關之計畫案研究成果，另有教育法規、歷年工作報告等史料多種，雖然早期部分資料已經移送省立台中圖書館，教育廳的資料仍是研究近二十年來台灣省職業教育發展的重點。
統計制度的演進，是研究經濟史不可忽視的一環。我們在黨史會翻閱其他計劃資料時，讀到胡元璋先生有關台灣統計制度的文章；在請教前主計處第三局局長黃子貞先生的過程中，得知胡先生竟是將台灣統計制度由日據時
期接榫到戰後的關鍵人物，胡先生為本書所收其台灣統計制度一文加上標題，使本書生色不少。本書第三部分黃子貞先生有關中華民國統計制度發展的賜稿，也使經濟檔案中極重要的統計部分得其梗概。
由於我個人過去主要的研究方向，較少涉及民國時期，因此對中華民國的經濟檔案收藏情形，尤其是戰後部分，原本陌生。這個計劃雖於1993年6月展開，但由美方撥交的經費遲至次年元月才到，多少影響到整個計劃的預定進度。且整個計劃的補助主要是一年一個助理，一共兩年的經費。在諸多限制之下，若非各方鼎力相助，本書實難以問世。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我在1994年元月16日，曾向蔣經國基金會美洲方面負責人許倬雲教授請益；他提醒我們留意民意機構、銀行、統計、同鄉會等方面檔案，並提供讀者檔案應用的範例。許教授的寶貴意見相當程度地指引了整個計劃的進行方向。其中銀行方面資訊的搜集，獲得前中央銀行總裁、今年 7月辭世的梁國樹教授，以及台北彰化銀行總行圖書館的諸多協助。
為本計劃分別報導李國鼎檔案、海關資料、銀行出版品的葉振輝教授與葉倫會、邱景墩等先生，他們都十分熟悉各自介紹的檔案內容。台灣地區的中華民國經濟檔案，就數量而言，當以國史館、近史所、黨史會所藏最為豐富。任職這些機構的卓遵宏、周琇環、莊樹華、高純淑等先生或女士，都是長年接觸這些檔案的專家。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忙，再編列十個助理的經費，也難以窺見此等檔案的堂奧。
彭明輝教授慷慨提供他的排版樣本，張力先生給予不少編輯意見，也為本書催生。
熟悉省府及民意機構檔案的陳兆偉，為此計劃調查出了很多學界原少知悉的檔案。他和調查了同鄉會、商工會、水利會等檔案的鍾豔攸、趙祐志、郭雲萍，寫職業教育檔案的蔡明達，以及寫檔案應用範例的陳金滿，都是我
近幾年指導的碩士生。這些學生使我得以組一個團隊來進行整個工作。這個團隊的成員還包括幾位幫忙編輯與校對的同學，他們在作者和我的編輯與校對工作之後，又提供了一些修改意見。其中如宋惠中，除為全書再校對一遍之外，也幫忙編製索引。鍾豔攸、林美伶、連月娥與陳金滿等同學為了這本書的排版，有好幾個晚上加班到午夜，更讓我銘感。
然而在這樣一個群策群力的工作過程當中，卻辛苦了近史所詹婉信、李秋芳兩位會計小姐，她們由原來只要處理的一個助理的出納工作，轉為要處理二十幾位撰稿人、編輯校對的同學、或協助排版者的出納工作。整個工作完成之後，Kirby教授和我曾在哈佛共同討論一些編輯方面的技術問題。他和我一樣對所有這些協助，以及協助這個工作的所有檔案存藏機構，都懷著十二萬分的感謝。
本書所呈現的成果，當然可以再予補強；我們也衷心盼望各界不吝批評指正，以使經濟檔案的調查內容更臻完備。然而在此次調查工作完成之際，我個人也有以下的感想與期望：
在所有感謝的對象當中，還應包括中研院近史所的文書室，及我的老同學伊慶春省府委員，他們竭盡所能試圖讓我們得以調查台灣省政府的檔案。省府方面，雖也希望配合，礙於沒有檔案法可為依據，愛莫能助。很多其他的調查，也因為沒有檔案法可為依據而無法推展。許多國家，檔案只要超過三十年，除非極機密性文件，均可供學術研究，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根本無檔案法來做相關規範，因此很多相關的研究無法展開。檔案除了可供歷史研究之外，也供法律取證、行政參考。沒有一套健全的檔案制度，這兩方面亦
難以健全。行政院已有參酌各國檔案法之〈檔案法草案〉送交立法院審議[3]，但由民國81年5月22日行政院送立法院迄今，仍未見討論。請各方共同努力，使立法院早日通過檔案法。
政府公報就原始性及記錄性而言均屬檔案，為歷史研究的第一手資料。目前中央圖書館已有1984年政府公報的光碟資料，有待政府補助，加速回溯建檔的工作，並提供全文檢索。目前在講求鄉土教育的情況下，將會陸續出現一些古蹟或口述歷史的採訪；中學以上的各級歷史教育其實可以善加利用各種政府公報，就學校所在地之某一專題進行研究實習。例如台中市的學校可根據《台中市政府公報》、《台中市議會公報》，調查火災在台中市的歷史發展，其發生頻率、發生原因、政府在防範火災過程中之角色演變等等。此外，如《台中縣議會公報》載有光復初期該地土地改革的資料，均可參用。此等公報，各公立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大都有所收藏。電腦的檢索功能更方便眾人投入研究。以往多半認為歷史教育有待歷史研究來支援，其實這個關係可以改為互動。藉此研究實習，除可增進對中華民國歷史的了解之外，其累積的佳作也可發表在各種園地，間接提供歷史學家更完整、深入地探討五十一年來台灣的各種變遷。由於每一個人都是某部分歷史的縮影，所有國民事實上都可利用本書所介紹的檔案來寫歷史。這樣展開的全民寫史運動，將有助於國人或國際人士更加了解中華民國。
對於經濟現象，經濟學者較著重計量分析、數理推演與理論檢證，經濟
[3]《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1563號,政府提案第4329號。
現象的歷史學研究有時也嘗試這些探討，但比一般的經濟學者更留意經濟行為的整體社會意義，即社會對該經濟行為有何影響，該經濟行為對社會又有何影響。如雖為經濟檔案，其中所用的公文體例即涉及不同機構間的權力關係，在研讀檔案的過程中，如能留意及此，一個經濟現象也就可以進行政治經濟方面的探討。又如陳金滿所例示的肥料事業研究，在其爬梳諸多檔案資料之後發現：戰後初期國府介入台灣肥料事業的程度，要比1949年以前大陸上的中國政府及日據時代的台灣總督府來得深刻，成就也更為突出，也是一種政治經濟史的分析。
除了這個研究之外，已有〈美援與台灣的森林保育--國府與美國關係之一個案研究〉、〈國府與台灣糖業,1945-1953〉、〈經安會與台灣的工業發展〉、〈國家與社會間的嘉南大圳〉等四篇碩士論文，利用本書所介紹的檔案完成。另外有〈光復以來台北市大陸人同鄉會的經濟活動〉、〈光復初期台北市的公共衛生問題〉、〈戰後台灣的走私組織〉、〈戰後台灣民意代表有關公務人員待遇的看法>等幾個碩士論文題目也正在利用本書所介紹的檔案進行研究。希望有更多研究利用本書所報導的檔案從事將經濟現象與政治、社會、文化結合思考的探討。
在強調專業化的現代社會，學問分門別類，各自了解人類行為之一側面，造成頗多流弊。追求整體性知識的建構也就成為走入二十一世紀之際的一個重要使命。德國哲學家Karl Jaspers(1883-1969)指出:「當代教育有下列不穩定的徵兆：…每年出版數不清的文章、書籍，教學技巧亦不斷地增加...但因缺乏一個結合的整體，卻讓人有無力感之印象。」[4]當前極具影響力的管理理論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Peter Senge 所提倡著重整體的管理哲學，在他看來，整體不是部分的集合，整體的品質取決於組成份子之間關係的品質，而不是組成份子的品質。[5]在這樣一個知識由專業化走向整體化的時代，
[4]中國歷史學會，〈全國大專院校中國歷史教學研討會記錄〉（台北:民國82年），非賣品，頁63黃俊傑教授引語。
[5]《工商時報》，台北，民國84年4月7日,第33版。
歷史學可以補當代其他學問之不足，提供了解人類行為整體的一種思考訓練。
在歷史學當中，雖然古史研究曾經是當代台灣歷史學的主流，然據一位傑出研究者指出，台灣的古史研究與社會相當脫節，二者似有愈離愈遠的趨勢。[6]由於史學在各門知識當中，最具有整體通貫的性質，透過歷史的探討，即使該歷史問題與當代不相關連，也可以藉此增進國民的整體思考習慣，如同數學演練，可以使我們的思考更加精密。但相對地，近現代史研究除更可協助當代社會了解現狀的淵源之外，在增進國民知識方面，另有相對於古史的優勢。因為任何知識，只有資料豐富、論證嚴謹，才能提供國民良好的思考訓練，從而獲得人們的尊重。在目前各門學科都更追求整體性知識的今天，資料豐富而較能從事嚴謹論證的近現代史研究，有與古史等量齊觀的必要。
本書係由經濟現象切入調查台灣所藏中華民國的有關檔案，但調查工作是以整體的角度進行,因此本書除可供經濟史學者參用之外，也可為一般歷史學者以及政治、社會、企管、法律等社會科學家提供資料線索。在社會科學普遍有由量化留意到質化的今天，本書希望對這樣的發展也能略盡棉薄。期盼此種重視整體的質化研究，對培育二十一世紀人類亟需建立的整體性思考習慣，將有所助益。
[6]杜正勝，〈古史鑽研二十年〉，中國歷史學會，《中國歷史學會會訊》(台北:民國83年6月)，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