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集源起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開之「財政與近代歷史」學術研討會。各會議論文經會議討論、評論（兼第一回書面審查）後完成第一次修改稿，由匿名審查人進行第二回書面審查，及編輯委員之審查，作者根據審查意見完成第二次修改稿，又經第一或第二回審查人及編輯委員覆閱，另加會議專題演講及兩篇附錄，彙編而成此論文集。
各論文在會議發表之前，大多先經一兩年之獨立研究過程。即連附錄一〈清朝的財政經濟政策〉原是百瀨弘1943年的作品，由譯者鄭永昌先生花費兩年時間由日文中譯，附錄二〈清朝縣太爺們的錢榖手冊〉目錄是Pierre-Étienne Will教授多年蒐集所得。各文之初步排版大多央請作者套用版樣打字完成。故在此論文集即將付梓之際，率先感謝各作者及審查人之鼎力共襄此一「財政與近代歷史」課題之探討。除一百一十位與會學者之外，其他協助會議召開及論文集編印者，謹列感謝名單於後，於此一併致以最深之謝忱。
「財政與近代歷史」學術研討會係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籌劃召開，在本院中長程發展計畫中，該組以探討近代國家與社會之關係為一重要課題。由於該組同仁頗多致力財政問題研究，故由財政與近代歷史關係切入，召開會議。本院有關經濟史方面的學術研討會，曾由農業、工業、市場、人口、環境史等方面召開，此一會議或亦可由財政角
度做一補充。故以包括出版論文集共七十萬元的預算，匯集國內外相關學者，共同思考約自1600年以來中國大陸與台灣由財政角度觀察之國家與社會之關係。
會議中除請資訊工業策進會董事長王昭明先生演講「戰後臺灣的財政改革」、請第一銀行副理張惠信先生借展清代稅銀之外，有論文二十篇，在「財政體系與政權轉移」、「民間團體的財源」、「長程經貿體制與國家」、「財稅與國民健康」、「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戰爭與財政」、「殖民體制與臺灣財政」等子題下進行論文宣讀、評論與討論的議程。出版論文集時「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與「殖民體制與臺灣財政」項下之論文未克收入，其餘五項子題之下共收論文十五篇。
此論文集所收十五篇論文，大抵均曾利用原始資料對財政與近代歷史關係進行探討。其個別論述重點請參閱各文。除財政與近代歷史關係之外，各文可能另有獨到之處，於此謹試圖以各文及會中討論為基礎，就約自1600年以來中國大陸與台灣之財政與歷史關係鉤描幾點心得，並提出幾項值得進一步努力之方向。
由1600年到1949年以前的中國大陸，可看到以下幾個發展︰
如果以同樣是異族政權的建立來看，清朝統治下的中國以徵課田賦為主要稅收達兩百年之久，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田賦一直不如專賣等間接稅
收，清朝似乎更能對被統治者普遍進行稅課。百瀨弘教授〈清朝的財政經濟政策〉一文，提到滿、明衝突的消失，以及農業的開展，是清初能較明朝以更低的稅率收取更多稅收的重要原因。劉序楓先生〈財稅與貿易〉文，也指出清朝透過官商辦銅制度的建立，及減低關稅，來突破中日之間無正式商貿關係的限制，以穩定其官鑄貨幣——銅錢——的供應。Pierre-tienne Will教授所列清朝地方官吏參用的錢穀手冊目錄，更是清朝企求將財稅問題更有效管理的具體證據。
會議中王業鍵教授曾指出清代田賦不如日本明治時期田賦之能反映所得︰清代依田地面積及等級徵課，明治時期日本依田價徵課，且後者之土地丈量較為徹底。由會議期間借展之清代稅銀，以及張惠信先生有關晚清票商一文，可知頗多稅銀仍透過民間熔鑄。張惠信先生文更指出，清末充當不同地區不同成色與重量銀兩的共同換算單位，尚由山西票商而非政府所提供。而由宋惠中先生〈山西票商與晚清財政〉文指出，尤其到了晚清，諸多政府稅收還仰賴票商承運，可見就清代這樣一個傳統政府而言，其財稅控制能力不如現代政府。
百瀨弘教授〈清朝的財政經濟政策〉提到清朝，尤其是清朝的內務府，相對明朝強調關稅收入。由晚清以至1937年間的中國大陸，乃至中華民國在台灣的1960年代以前，這個清朝政府所特別強調的關稅，竟成為中國主要稅收。除關稅之外，由晚清以至1949年間，政府還增加多種稅收項目。蘇雲峰教授文就湖北觀察，清末張之洞用來整頓軍務與教育的經費主要是靠借債。辛亥革命之後，北洋政府時期財政入不敷出，以借外債、公債、濫發鈔票與勒索武漢商會來彌補，國民政府時期則有統稅（貨物出廠時課
以所有該貨可能涉及之商業稅收）之徵課。由陳淑銖女士文可以看出，從1939年到1945年初，蔣經國在贛南推展新政的六年期間，所增加的政府收入包括︰收回贛南鎢砂利益、增課鹽稅、開辦公營交易公店、要求富戶捐獻、舉辦義賣及增加罰款等。關稅、鹽稅、統稅等抗戰之前民國政府重要稅源，因日本佔領中國沿海地區而喪失，才有林美莉女士文所討論的抗戰時期直接稅之一的戰時利得稅的徵課。
相對於政府的財稅徵課，民間亦有其籌措財源的管道。莊吉發教授〈清代祕密社會的財源〉指出盛行於中國南方的祕密會黨多為異姓結拜兄弟組成，其財產多以合夥方式籌集，且以較公平方式分享會黨成員。盛行於中國北方的祕密宗教則多以宗教權威對信徒進行類似父子的統屬關係，其財產多集中於教首。邱麗娟女士〈來生富貴〉文則更進一步討論祕密宗教的集資與用錢方式。教首藉簡單的民俗醫術、追求來生富貴的簡單教義，輾轉編組教徒，傳徒收錢，教職有為貧苦社會創造就業功能，教首亦因而得以施展權威式領導。
劉序楓先生〈財稅與貿易〉文指出，民間在中日政府的銅－絲貿易之外，另有海產物－藥材貿易的開展。劉熙明先生的〈抗戰時期關內偽軍財源〉與林美伶女士〈政治力與經濟力的競爭〉兩文都顯出民間籌措財源的實力。抗戰時期的關內偽軍財源，在鄉村地區，以自行籌措為主，其方式包括貿易、設卡抽稅與徵收田賦等。在國民政府、中共與偽政權皆欲爭取偽軍的環境下，延續了民國以來軍閥時期地方勢力強大的歷史脈絡。戰後兩岸之間，由於政治的對立，其間往來的通商物資，概稱「匪貨」。但在有高度市場存在的前提下，不只立法院較為同情的中藥不斷走私，與台灣有較多競爭，連立法院所反對的農產品也不斷走私，最後導致政府將以上以香港為中轉站之走私行為逐步合法化，再度呈現民間力量的澎湃。
在中國大陸，由晚清一直到1949年間，即使稅收項目不斷增加，財政卻長期吃緊。在會議討論中，王業鍵教授指出，清代稅收，平時尚可支應，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有自強運動之大量支出，但靠增課之關稅、厘金，大抵可以挹注，甲午戰爭以後，因有鉅額對外賠款，於是大舉外債。但在清朝覆亡時，不若百瀨弘教授文所說因吏治衰弛，導致財政赤字，進而致使王朝崩潰。Hans Van de Ven 教授指出晚清甲午戰後對清朝財政有極大打擊，繼起的軍事與西化改革造成中央政府與地方爭錢，增加了官僚體系的內部衝突。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雖力圖重整，但因財政赤字而告失敗。
蘇雲峰教授文就湖北觀察，辛亥革命之後，稅收僅及清季之百分之七十，北洋政府時期湖北財政入不敷出之中，支出部分軍費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行政與建設根本不受關注。武漢政權因採取激烈的政治鬥爭和農工運動，造成工商倒閉。迄1933年國民政府有效統治湖北以後，才逐步整頓，恢復政府信用，但此等努力又因抗戰而告中斷。
蔣經國在贛南的六年新政，由陳淑銖女士文也可看到因地方不堪財政負擔而功敗垂成。林美莉女士文討論於1938年制定，1939年開征，至1946年廢止的戰時利得稅，係針對因戰事而獲過分利得的工商業界課以重稅，以供給戰費。由於實施技術問題，旋即廢止。侯坤宏先生指出抗戰時期如催稅緝私招怨、侵吞公款、接受賄賂、濫收禮金等財政控案以直接稅署最多，再度指出此時新增的直接稅在執行時的問題叢出。
林滿紅〈晚清的土產鴉片論議〉一文指出，由禁煙名臣林則徐在1833年主張土產鴉片弛禁，到1906年中國開始十年的漸禁鴉片時期之前的整個晚清時期，財經安穩（包括國際收支的平衡、稅收的掌握）一直凌駕國民健康（無論鴉片是藥是毒），而居於優先考量地位。將鴉片由醫藥轉為毒物的觀念在西方於1870年代逐漸興起，一直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方始深切。中國受此思潮轉折影響，於1906至1916年間採行禁煙政策，但過後又
因財稅需要，往往有禁煙之名，而無禁煙之實。如蘇雲峰教授文所描寫的湖北，即使到較上軌道的國民政府時期，特捐（鴉片稅）雖屢經禁煙委員會請求撤銷，仍然沒有結果。而劉熙明先生的偽軍財源，鴉片貿易尤為大宗。在鴉片由醫藥轉為毒物的觀念已經較深刻化的民國時期，對鴉片稅的倚重也是財政吃緊的一個反映。
在1895年之後中國大陸財政顯著惡化之時，台灣割讓日本。即使以同樣是異族政權的建立來看，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田賦一直不如專賣等間接稅收，似乎不如清朝之能普遍對被統治者進行稅課。但以鴉片而言，透過專賣，日本在台灣切實完成禁煙。顯然台灣不像中國大陸有那麼多像偽軍這樣的武力團體，在戰亂中為求自保，只好訴諸販毒。而在1895年之後中國大陸開始要承擔對外（包括日本）鉅額賠款時，日本則給與台灣財政補助。由朱志謀先生有關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的自來水建設一文，可看到日本給與台灣財政補助之一發展。西方國家的自來水事業最初是由民間經營，逐漸轉變為地方政府的公用事業，而其經費則由各供水區域的地方稅費支應，日本國內的自來水事業亦為地方事業。台灣的自來水發展則一開始即由總督府利用國庫補助及由日本引進的技師進行中央集權式的經營。1920年台灣地方官制改正後，地方才有較大的行政權，但仍由政府出資。對於這樣一個原本為在台日人而做的建設，台灣人原有若干排斥，但後來發現方便及有益健康之後，反而付費主動申請使用。中國大陸相對台灣，有更多的稅項汲取民間物資，但中國大陸為了財政困難，而使有損健康的鴉片繼續蔓延，台灣則不但減控了鴉片使用，並使像自來水這樣有益健康的建設得以展開，陸台兩地，一為戰亂頻仍，財政困窘，一為在安定的情況下，即使稅課相對較少，仍得以有所建設，其間對比，明顯可見。
台灣財政，到二次大戰期間及之後，也受戰爭影響及大量軍費負擔，轉趨赤字。王昭明先生〈戰後台灣的財政改革〉的專題演講再度指出，安定是財政得以上軌道的重要基礎。1950年起台灣獲美援補助之後，政府財政赤字逐漸轉趨平衡。期間的財政改革措施包括：王昭明先生演講中所提
到的精簡軍費、建立預算與決算制度，每年一億美金的美援之用於建設，政府機關之集中收支，稅收由間接稅為主改而以直接稅為主，以減稅促進生產如獎勵投資條例等；以及會議綜合討論中國史館卓遵宏先生所說，政府成立財稅中心大幅提升查稅能力、王業鍵教授所說，國民儲蓄能力提高，納稅能力亦為之加強等。
就1949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如與會的廈門大學歷史系陳支平與戴一峰兩位教授所說，由中共建國到鄧小平改革開放之間，由於採社會主義路線，人民無財產可言，亦無納稅的必要。改革開放之後，由於很多產銷資訊難以追蹤，雖有稅收名目，很難據實徵課。課稅技術之難以掌控，如陳爭平教授所提及，也是1949年以前中國大陸的情況。這在台灣，先是在日本統治時期，之後，在美援資助時期，均已明顯改善。
在綜合討論時，劉翠溶教授提到可進行更多財政機構與制度之研究。在本次會議邀稿過程中，原希望有清代內務府與戶部關係方面之來稿，也期待有類似廈門大學戴一峰教授《中國近代海關與財政》由稅制如子口半稅、鴉片稅釐併徵分析背後所蘊藏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乃至與外國政府間權力關係之佳作。在地方財政制度方面，本次會議雖然很難得而有若干省級及縣級財政的研究，但原也希望有像黃克武先生在《芳苑鄉志》中有關鄉鎮級（日治台灣時期之街庄）財政之作品。由於會議籌劃時間、經費等各方面的限制，更多這些方面的研究，只有俟諸來日。
在台灣歷史學界努力引進量化史學的王良行教授，在這次會議中再次提醒我們很多數字材料，如日本統治台灣時期中央與地方稅收關係的變化，不同的算法會得到不同的結論。這是就有較完整數字資料的研究而言。然而，以歷史研究大多數數字資料頗為零星的情況下，如何量化，經過整個會議的討論，也還是一個有待努力的課題。
在會議中，張玉法教授曾經提到，青島的建設，仰賴德國的財政補助高達百分之九十左右，日治時期台灣的情況可與中國很多租界進行比較研究。在綜合討論中，田中正俊教授也提到，要將中國，甚而中日兩國間的歷史課題放在整個東亞中思考，如探討中日貿易，還要談到透過朝鮮與琉球的中日貿易。此一序言，雖做了一點各會議論文間的比較思考，但以此論文集為基點，可以做的比較思考相信還有更多更多。
田中正俊教授提到像百瀨弘這樣一位戰前的學者，之所以迄今仍能為我們提供啟發，正因他即使在寫〈清朝的財政經濟政策〉這篇文章時，背景是為日本天皇提供建言，但仍嚴謹秉持學者的論述精神。會議開幕時，一向提醒我們「學術要走入社會」的李遠哲院長，也懇切叮嚀學者的唯一張本是：「科學精神」。會議閉幕時，呂芳上所長提到深入檔案的研究仍是歷史探討的重要途徑。這本論文集雖然從籌劃到刊印，所有參加者是以極為認真的精神走出每一步，但限於我們的能力，錯誤疏漏之處仍然很多，殷切期待更多的指正，俾便進一步瞭解財政與近代歷史的關係。
| 會議部分 | 院長致辭 | 李 遠 哲 |
| 所長致辭 | 呂 芳 上 | |
| 專題演講 | 王 昭 明 | |
| 引 言 人 | 田中正俊 王業鍵 劉翠溶 | |
| 稅銀借展 | 張 惠 信 | |
| 會議主持人 | 張玉法 陳支平 王業鍵 張力 李國祁 張瑞德 許雪姬 | |
| 會議評論人 | Harrison Miller 劉翠溶 張玉法 王樹槐 賴惠敏 陳支平 張彬村 王業鍵 何漢威 張啟雄 張哲嘉 劉士永 李國祁 菊池一隆 何思瞇 陳慈玉 侯坤宏 卓遵宏 王良行 蔡吉源 | |
| 執行助理 | 張 寧 蔡玫芬 鄭雅文 陳碩鴻 黃 春 | |
| 接 待 組 | 張 力 江淑玲 江世杭 公小穎 | |
| 事 務 組 | 劉增富 許聖明 仇北屏 林成奎 | |
| 議 事 組 | 黃 春 徐思泠 廖懿姿 楊湘菁 | |
| 會議專題演講整理人 | 陳坤如 | |
| 廣告設計 | 張淳彬 | |
| 論文集部分 | 審 查 人 | 李國祁 張玉法 王業鍵 王樹槐 吉澤誠一郎 張彬村 何漢威 劉士永 陳慈玉 侯坤宏 卓遵宏 王良行 吳文星 陳昭南 劉錚雲 蔣永敬 董安琪 李宇平 謝國興 蔡慧玉 林滿紅 陳儀深 羅久蓉 賴惠敏 林美莉 |
| 出版委員 | 張 力 | |
| 英文摘要潤飾 | 陶仁明（Antonio C. Tavares） | |
| 樣版製作 | 彭明輝 | |
| 封面設計 | 張淳彬 | |
| 會 計 | 詹婉信 李秋芳 | |
| 會議籌備委員及 論文集編輯委員 | 呂芳上 王樹槐 蘇雲峰 林滿紅 陳慈玉 賴惠敏 李宇平 游鑑明 林美莉 藍旭男 | |
| 執行秘書 | 賴惠敏（87.09.30之前）林美莉（87.10.01之後） | |